
此前的中伊投资论坛上,伊朗公布了一份面向中国企业、总额高达3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项目约150个,涵盖11大战略领域。
截至目前,中方没有对这份计划作出任何投资承诺。
3000亿美元,这个数字一报出来,谁听了都得倒吸一口凉气。
伊朗这一张口,到底是诚心想谈合作,还是缺钱缺到了份上,干脆把中国当成了随叫随到的“钱袋子”?
要看明白这事,先得问一句:伊朗手里攥着那么多石油,怎么还会缺钱?
这得从石油和美元的关系讲起,再一路讲到伊朗的老底子。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当今时代,钱虽然不能让每只鬼都去拉磨,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因此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在筹措资金这件事情上向来倾尽全力。
不过,对于大部分中等规模以下的国家而言,在国际市场上正常开展贸易,把本国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品换成外汇,再用外汇购买本土稀缺的商品,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很多时候,外汇获取根本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生存的问题。
对不少中等及以下规模的国家来说,外汇储备的健康程度是衡量国家经济的主要指标,一旦外汇供应中断,后果往往十分严重,也极其残酷。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失去了与黄金之间的官方固定兑换关系,传统意义上的金本位就此不复存在。
此后,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产品逐步取代黄金,成为对美元影响最大的战略性大宗商品。
与黄金相比,石油的经济属性完全不同。
黄金主要承担储蓄和避险功能,虽然在部分高精尖制造业和国际储备体系中地位重要,但使用场景总归相对有限。
石油则是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黑色血液”,广泛应用于能源、交通、化工、军工和农业等领域,在几乎所有关键产业中至今仍具有极强的不可替代性。
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原油贸易逐步形成了以美元计价、结算和储备的惯例。

这一安排使各国在获取石油等化石能源时,客观上必须持有并储备相当比例的美元。
换言之,对于经济体量中等、却高度依赖美元购买商品的国家,石油就是能够顺畅转化为美元的价值载体。
伊朗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前不久,由于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急剧下跌至历史低点,伊朗多个主要城市爆发了近三年来规模最大的示威行动。
几轮抗议浪潮之后,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宣布辞职,总统佩泽什基安则公开回应抗议者,称政府已经竭尽所能筹措资金,而民众想要无税加薪,在遭受外贸制裁、陷入危机的情况下,钱又从何而来。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需要把时间拨回1979年之前。

1901年,英国商人兼殖民者威廉·诺克斯·达西在英国政府支持下,以财政收入压力逼迫当时的伊朗恺加王朝签订《达西特许权协议》。
协议授予达西所代表的英国势力在伊朗除北部五省以外的全境开采和经营石油、天然气的权利,期限长达60年。
20世纪60年代的伊朗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经济高速发展期,这也没有什么难度。
1960年,巴列维政府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要提高经济增速,只需要进一步提高石油产量。
巴列维认为,让伊朗的精英阶层到处设立工厂、公司和农业合作社企业,石油带来的丰厚收入就会像水流一样向下惠及平民。
结果却不难预料。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统计,1970年代前后的伊朗是全球收入差距最大、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而石油危机爆发推动油价上涨,又在伊朗国内引发严重的通胀和失业问题,这正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得以爆发的直接诱因。
伊朗石油工业是在英国殖民者的英波石油公司基础上建立的,这意味着石油产业链及其带来的丰厚收入,与伊朗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关系。
英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年代,这笔钱归英国人;二战期间,它是英美苏博弈的对象;二战之后,它落入与巴列维王室关系密切的少数人手中。
广大伊朗农村形成的经济体系与石油毫无关联,也谈不上与石油工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以伊斯兰革命卫队为代表的教产资本,控制了社会财富的主要部分,并在国有和民营两类资本中都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在他们看来,任何可能威胁这一优势存续的人,都在敌视范围之内。
伊斯兰革命之后,革命卫队顺理成章地从外国资本和巴列维王室手中接收了伊朗石油工业的主要资产。
也就是说,现在控制伊朗经济命脉的团体正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本身。
在革命卫队看来,伊朗政府、城市小资产阶层乃至各地的教士势力,都是经济上的敌人,都不值得信任,都可能随时威胁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成果。
表面上,伊朗中央政府仍是国家产业发展的主要规划者,但石油从生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与伊朗政府没有一分钱关系。
革命卫队资产与伊朗经济生活的全面脱节,直接使伊朗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无法反哺国内民生和经济建设。

石油贸易所得被革命卫队的各项事业分而食之,从研发导弹、发射卫星,到供高级将领的子女出国读书,再到利用汽车进口配额购买迈巴赫和奔驰,都在加剧伊朗社会的撕裂。
雪上加霜的是,石油本身也在不断丧失过去那种战略性大宗商品的稳定定价能力。
尽管石油输出国组织过去一段时间多次协调减产,试图通过人为收缩原油供给托底油价,但国际油价整体表现依旧疲软。
这主要是因为全球能源与经济结构在过去几年发生了变化,石油已从供给端决定价格,转变为需求端决定价格。
这意味着,即便伊朗拥有石油,革命卫队也难以经由合法或非法渠道顺利将石油换成外汇和黄金,伊朗石油的优势在低迷的国际油价面前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问题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佩泽什基安提出的那个问题:你说的都对,但钱从哪里来?

对伊朗而言,整个石油产业从未成为国家现代化和产业发展的发动机,更像是一根来自外界的葡萄糖输液管。
国际油价高企时,问题看起来并不严重;一旦能源价格回落,地缘政治和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国内的经济矛盾便会随之爆发。
说到这儿,开头那个问题就有答案了。
石油这根输液管一细,伊朗手里就紧巴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今年经济要萎缩5.4%,全年平均通胀率高达68.9%。
再加上美国全面封锁,伊朗对外融资的路子基本被堵死。

能拿出大笔资金、又跟伊朗常来常往的大国,数来数去只有中国和俄罗斯。
俄罗斯自己的财政都吃紧,伊朗的指望自然落到了中国头上。
所以才有了那份150个项目、3000亿美元的清单。
可去年伊朗全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才16.5亿美元,连这个数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伊朗官员自己也算过账,未来五年能源和基建升级就要2500亿美元,光石化领域的缺口就超过450亿。
这张清单是什么底色,一目了然。

中方的态度倒是淡定,没表态,也没承诺。
中伊做生意本来就稳稳当当,美国封锁海峡之后,中国通往伊朗的铁路货运量还大幅上涨,每天能运30万到40万桶石油。
可天天做买卖,和掏真金白银搞长线投资,完全是两码事。
长线项目有多麻烦?
能源和基建建设周期长,回本慢,地区局势一晃,前期投入就可能打水漂。
美国的制裁还悬在头上,企业一旦碰上次级制裁,受损的可不只是伊朗那一摊生意。

更有意思的是,伊朗手里还有另一张3000亿美元的账单。
这张递给了美国,算是战争赔偿,谈判桌上最大的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不松口,伊朗不放手,谁也压不服谁,局面就这么僵着。
那伊朗是不是把中国当提款机?
话也别说太绝。
一手攥着海峡跟美国讨价还价,一手拿着投资清单向外借力,这是两套思路。

中伊深化合作,能稳住能源供给,推进贸易去美元化,还能拓展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海上风险一高,陆路通道的价值只会更突出。
不过友好不等于无底线兜底。
资本向来往安全稳定、收益清楚的地方跑,光把自家的难处包装成机会,很难打动人。
3000亿美元本身没有好坏,是合作方案还是求助清单,要看交易规则对不对等,履约保障靠不靠谱。
说到底,中国对外投资不是做慈善,在商言商才是正道。

海峡的风浪短时间平不了,冲动是资本最大的忌讳。
这张千亿大饼能不能烤熟,就看伊朗能不能先把环境收拾好,让资本放心扎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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